民间书法对颜真卿书风的影响综述

文/李兴涛

内容提要：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书圣”王羲之后，又一位开一代书风的书坛巨擘。在12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仍对后世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人注重于对其书风和书学影响方面的研究，而对其书法渊源及其书风的形成进行深入探究，对于我们全面解读颜真卿，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间书风；颜真卿；影响

颜真卿（公元709年—公元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1]。作为中国书法史上艺术生命力强、影响深并使后世书家受益非常之大的颜氏书法，无疑是“正统书法”的代表。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从敦煌、高昌遗书中的部分文书的书写风格，以及以中原书风为代表的民间碑刻和佛教书法与颜氏书风保持着风格相似、相近的情况来看，民间书法不但影响着颜氏书风，而且在其书风的形成与确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敦煌、高昌遗书的特点与形成渊源
作为千百年来流行于市井阶层的民间书法，“狭义地指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所书刻的汉字尚未规范化、雅化、艺术化的各种样式。广义通俗地则指社会下层各种身份的人所书写、刻制的各种汉字俗体”[2]，而敦煌和高昌遗书当属民间书法的范畴。

1．敦煌、高昌遗书的民间性特点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敦煌文书等。指敦煌出土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官私文书，大概在5万件以上[3]。在这些遗书中，有题款纪年的近1000件，年代较早的是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所写的《大般涅经》，较晚者为大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高昌遗书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的汉字文书和佛经写本，共有2700多件。[4]其中最早的写于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的写于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它记录了书法在高昌（吐鲁番）地区从晋到唐500年的发展轨迹。敦煌和高昌遗书大多由写经生或一般庶民完成，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民间性特点。由于其书体涵盖行、草、隶、篆，书写内容又多为佛教经卷，其书写风格，被习惯地称为“经书体”。
2．敦煌、高昌遗书见证了地域书法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敦煌地区的书法在魏晋时期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西晋草书所取得的成就，是从张芝到索靖的敦煌书派不懈努力的结果。 ……敦煌书派的努力实践，直接的结果是普及和推广了草书，使草书艺术真正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5]。张芝和索靖作为敦煌书家的代表人物，其对中原地区的书法创作以及对东晋王羲之的影响，体现了敦煌书家以及敦煌书法的历史价值。
由于地域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敦煌、高昌遗书的书写风格与中原书法风格一脉相承，中原地区对敦煌、高昌地区书法的影响也客观存在。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胡十六国时期，高昌和敦煌地区在后凉、西凉、北凉统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大批中原百姓、贵族、学者名宿逃亡该地区避难，更是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当然也包括中原书法）”[6]。
随着隋文帝统一全国，大批远徙充边的南朝贵族及其部落，让南北汉文化随着大批人员的进入而与该地区融为一体，深深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从近年在该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儒家典籍和部分官方文书，以及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王羲之《十七帖》唐人临本和王羲之《兰亭序》等代表中原书风的法帖在敦煌的大量留存便可见一斑。因此，中原书风深深地影响着敦煌和高昌地区的书风，敦煌、高昌遗书中所反映的书法风格不仅是敦煌地区书法风格的反映，也是当时全国书法风格的反映。

二、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部分文书对比
初唐书风，以欧阳询和虞世南为代表的书家继承了“二王”传统，形成了点画遒劲、结体秀长的艺术风貌。而盛唐的颜氏书风，一改初唐书风清朗俊逸的特点，以结体开阔、点画浑厚的风貌而成为雄浑豪放的典范。范文澜曾有中肯评价：“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7]
对于颜氏书法的渊源，历代书家、学者多从其继承“二王”传统，并具体师法张旭、褚遂良等初唐书家的事实进行梳理和探究。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结合中原地区当时遗存的书法碑帖，将诸多体现着民间书风的作品与颜氏作品比较后，发现颜氏书法在继承“二王”书风的同时，与当时的民间书风有着极深的渊源。
1．《多宝塔感应碑》与《太玄真一本际经》的比较

颜真卿一生传世碑刻、拓本和真迹有7O余种之多。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颜真卿44岁时创作的《多宝塔感应碑》，系颜氏以“二王”、褚遂良、张旭为师，继承传统时期的作品，也是颜氏书法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以50岁以前为界定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东方朔画赞碑》。近年在河南偃师县发现的颜氏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41岁时所书的《郭虚已墓志》，其书风与《多宝塔感应碑》风格十分接近，是目前所见的颜氏最早的作品。　　
《多宝塔感应碑》作为颜氏书作早期的代表，其用笔沉着、雄毅，结体整密、端庄、方正，布白茂密的特点，通过与《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的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在下笔、收笔和结体等很多相似之处。“女官赵妙虚所写的《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就与《多宝塔》比较接近，斯二一五七号《妙法莲花经》题记的结体方正，全用外拓，已具备颜体行书特征。前者写于695年，后者写于691年，都比颜真卿早了好几十年，它们对颜体的形成一定很有影响。” [8]再综合颜氏《郭虚已墓志》和《东方朔画赞碑》的书风，可以见证，公元695年前后敦煌地区已出现《多宝塔感应碑》的书写风格。
2．《刘中使帖》与敦煌写经《草书残纸》的比较
从颜氏一生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来看，50岁至60岁是其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颜氏书法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颜氏走出“二王”和初唐楷体的藩篱，创立崭新的颜体的时期。这一时期颜氏的书作逐渐出现了行书和尺牍，其行书墨迹有《刘中使帖》《祭侄文稿》和《争座位帖》。
《刘中使帖》的创作时间，朱关田认为是“写于唐大历十年（公元775年）的十一月”。 [9]其时，颜氏因得到平息叛乱的捷报，心情激越，奋笔疾书，忠义之气，跃然纸上。该作笔力遒劲，最后一“耳”字，渴笔直下，兴奋之情跃然纸上。对比敦煌遗书《草书残纸》的书风，其风格与颜氏《刘中使帖》十分相近，这充分说明在颜真卿时期，敦煌地区存在的大量写经书风，已经十分盛行，并非颜真卿一人所独有的面貌。再对比敦煌遗书《尔雅卷中》（伯二六六一）中张真写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字，其书风与颜氏《刘中使帖》极其相近，厚重与雄放之气直逼颜书，而且在书写时间上要早于颜氏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