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馥的书法成就

文/朱乐朋

内容提要：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章基于第一手资料，对桂馥的书法成就及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
关键词：桂馥；治学；书法

桂馥（公元1736年—公元1805年），山东曲阜人。字冬卉，号未谷，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进士。桂馥曾官云南永平知县，最后卒于任上。桂馥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文字训诂学家。桂馥一生著述丰富，有《说文义证》五十卷、《札朴》十卷、《晚学集》八卷、《未谷诗集》四卷等。桂馥于治学之余，精研汉碑。他的隶书艺术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一致肯定。本人借助于第一手资料，对桂馥的书法成就以及他书艺高超的原因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和探讨。

 
桂馥在治学之余，精研汉碑，于隶书一体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书法在社会上广有影响，传世甚多。马履泰曾说：未谷“下笔特工八分，往往脱手辄为人持去 ”[1]。“片纸只字，人争宝之若球璧”。 [2]张维屏认为，“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 [3]王筠则说：“桂未谷与伊墨卿南北对峙。 ”[4]由此可见前人对桂馥隶书的充分肯定。
作为隶书大家，桂馥特别关注当代人的隶书创作。他说：“傅青主如蚕丛栈道，级幽梯峻，康衢人裹足不前；王觉斯如壮夫挽彊，徒以力矜，不必中的；金孝章如玉水方折，自然中矩；王烟客如古松露根，野竹抽箨；郑谷口如淳于髡、东方曼倩，滑稽谐谑，口无庄语；顾云美如深闺娇女，搔手弄姿，不愿与曹大家周旋；程穆倩如姜老愈辣，本性不变；林吉人如茆山道士，辛苦求仙，恨无金丹换骨；朱竹垞如效折角巾，聊复尔尔；顾南康如古董主人，遇物能名，未免英雄欺人 ……杨已军如左手持螯，睥睨食肉人；牛卓然如廉颇善饭，以示可用。”[5]由此看出，桂馥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书家的隶书不以为然，他们的作品或者“徒以力矜”，或者“搔手弄姿”，或者“恨无金丹换骨”，或者“未免英雄欺人”“聊复尔尔”；相反，他对自己的隶书，则表示出了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他对汉隶的全面临摹和学习上的。桂馥有首七绝：“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不遇中郎识焦尾，白头心力有谁知！”[3]桂馥嗜酒，喜于微醉之后，濡墨挥毫，临写汉碑。他感叹：除了汉末蔡邕堪称知音外，天底下有谁晓得自己于隶书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由此可见他对自己隶书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在他的古诗《秋鹤席上醉歌》中也有痛快淋漓的表达：“吴君煮酒酒不群，要余饮酒书八分。墨摩一斗纸丈二，弱豪不醉难策勋。是时春暖窗半启，花香酒气醲氤氲。浅斟细酌到无算，对客解带微觉醺。请试把管管无力，写出便付秦人焚。红杏小史真解事，杯盘罗列腥与荤。纵饮大啖杂谐谑，花阴渐转天将曛。兴酣落笔无束缚，墨沈不顾沾裳裙。横卷直幅尽挥洒，苦无余纸书嘉文。旁观畅意呼大好，一赞亦足张吾军。乃知工拙在气势，较量肥瘦徒纷纭。吴君，吴君！但愿日日饮酒书八分，富贵于我如浮云！” [1]读桂馥此诗，我们眼前所浮现的，不再是那副严谨治经的学者形象，而是一个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身影。清人所说“落笔风生散珠玉”[6]“书兴傥酣，笔风墨雨”[7]“兴来落笔蛟螭翔”，[8]描绘的正是桂馥这种忘乎所以的书法创作境界。
大致说来，隶书的基本特点在于朴厚。顺便指出，桂馥论隶，就很看重这一点。桂馥平生治《说文》，这种背景从根本上影响了他的书法审美趣味，使之具有浓厚的“尚古”情结。“古”的本义是“古昔”，有“时代久远”之意，乃与“今”相对而言。与论书尚古相表里的是桂馥对于妍媚书风的不满。“媚”本有“巴结”、“逢迎”的意思。《尚书 ·冏命》：“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 [9]“媚”在此便作“巴结”“逢迎”讲。“媚”又有“美好”“娇艳”之意。以“媚”论书，“媚”便有“华丽流美”“婀娜多姿”的味道。对此，桂馥是不感兴趣的。桂馥有一组和翁方纲的诗，便是明证：“朱竹垞陈元孝傅青主郑汝器顾云美张卯君王觉斯,气势居然远擅场。若溯汉唐求隶古，蔡中郎后李三郎。”“《曹全》新出派初分，姿媚宁惭白练裙。赖有《衡方》《荡阴》在，《停云》犹胜棘门军。” [1]诗中“李三郎”即李隆基，唐睿宗第三子；“白练裙”用的是王献之和羊欣的典故；“《停云》 ”应指文徵明的《停云馆帖》。在这里，论及分书，桂馥表达了他“尚古”而不喜“姿媚”的审美取向：分书要求得古朴之气，就要上溯汉唐。而较之《衡方》《张迁》的古朴厚重，《曹全》的姿媚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桂馥的隶书作品，用笔朴实，结构开张，气息高古，给人以厚重、大气的感觉。桂馥传世的隶书书迹很多，今人不难见到。他的作品都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可谓“不疾不徐，而得心应手；或批或导，而官止神行。洵轮扁之甘苦咸宜，庖丁之踌躇满志者矣。”[10]洪亮吉曾经指出，评论诗家，当注意“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11]。”笔者认为，评价书家，似也应持这样的立场，未必一定要斤斤于一笔一画之工拙，而应综合考虑书家在与书法相关的领域的造诣，这样才会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可是，就桂馥而言，且不说他那彪炳千秋的学术造诣，单就书法本身而言，他的成就便足以名垂青史了，正所谓“无意求工，而自然拔俗”[12]。姚元之就说：“六朝以后无隶书，桂未谷先生出，始直接秦汉。”[11]
或许有人质疑，桂馥视书法为自己的学问之余事，那他何以能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笔者认为，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钱大昕说：“盖才之大者，能兼众人之长。 ”[13]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浓厚的兴趣、毕生的笔墨实践、友朋之间的切磋、淹博的学养，共同作用，使得作为一位杰出学者的桂馥同时也成为有清一代杰出的隶书大家。
浓厚的兴趣在谈到人的兴趣问题时，贺麟先生曾说：“兴趣的发生，大都是随着人对于价值的认识为转移的。兴趣之所趋，即价值之所在。价值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足以引起人的兴趣的地方。假如你认为一件事体，毫无意义与价值，则你决不会对那件事体发生兴趣。”[14]人们的书法兴趣，亦是如此。王昶说：“方今重熙累洽，时和年丰，士大夫皆得优游文墨以为乐。 ”[6]“文”指的是诗文歌赋，“墨”则当指书画。在国泰民安的乾嘉年间，治学之余， “优游文墨以为乐 ”，看来是当时学人生活的“常态”，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