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
　　西方文论和美学的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媒体哲学》，《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60卷)，《目击道存》，《中国镜像》，《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发现东方》《中国书法文化精神》，《书法文化十五讲》，《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书法名家讲演录》，《现代文艺美学讲演录》，《大学中庸讲演录》，《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学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文化书法的精神底线
——北大书法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答《书画世界》问

王岳川

《书画世界》：书法归根到底是“写”，应该强调书写技法水平的提高和丰富，与您提出的“文化书法”是否有矛盾？

王岳川：归根到“写”有一定道理，但写只是一个形式。尽管“怎样写”很重要，但“为谁写”“写什么”等也同样重要。文化不仅是形式，而且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文化书法”与强调书写技法水平的提高和丰富并不矛盾。因为尽管强调“文化”（修饰词），但是仍然落脚在“书法”（主词）上。换言之，“文化书法”的提出不是不重视书写性，恰恰相反，是在达到技法并超越了技法书写之后，才突显重视文化的意图，这其实对书法而言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书法的“书写性”在“文化书法”那里是中级标准，高级标准是达到精神文化高度。就技法这个中级标准而言，我提出的文化书法同样强调：书法的对象是笔墨。如果一个书家不掌握笔墨，他根本不是一个书家，但是如果一个书家不掌握中国文化，那他基本上是业余的书家，而不是专业的书家，更遑论书法大家。所以，“文化书法”有鲜明的价值立场，这个价值也就是对人性目的的关切，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切，但又非凭空的，是需要技艺的精湛纯正。“文化书法”坚持文化和书法对人的塑灵性，在文化的气息中让书法回到书法，让书法成为书法，让书法就是书法，书法不要叠加那么多世俗的东西，更不能叠加反书法的纯形式的东西。
“文化书法”反对将书法仅仅列为“美术”，一味谈形式、构图，这样就是“剑走偏锋”，写出来的字可能会背离东方文化传统，背离大书法家和书法名著诞生的过程。书法不是仅仅通过技巧、技术或形式、构图就能获得很高的水准的。我们要遵循中国古人探索数千年的经验，把书法书写得更加精粹。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是只注重书法的文化性，还是强调技法和文化并重？

王岳川：如前所述，文化书法并非只注重书法的文化性，因为文化性的东西最终要体现在书法的线条中。“文化书法”强调技法和文化的并重、互重，强调相互的重要性，即书法对文化的彰显推进，和文化对书法的淬炼提升。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精神性，二是历史性，三是思想性。书法个体通过书法本身，达到对精神的领悟，对历史的深度把握，以及个体入思的批判性和创新性。
在一定程度上，书法就是文化，特别是传统书法。“文化书法”强调个体对精神的领悟，在此意义上，古人今人活在一个时空之中，人们出经入史遍读百家并非只能增加纯粹的知识，还能够抵达先哲对人类精神和自我灵魂的追问。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文化人，艺术家对琴、棋、书、画不仅看成是把握人生的一种艺术技能，更看成是个体有限生命之诗意生存中的高妙境界。书法来自于对经典书法的传承和吸收，书法本身就是文化性的，斩断了书法的传统就等于书法的自行消除。“文化书法”通过文化沟通了与传统的联系，也通过书法本身连接了现实和未来。“文化书法”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又具有丰富的当代魅力。“文化书法”力图较好地处理自身与传统的关系，去充分地继承书法的文化传统，并在此传统上有所创新。不是一味标新立异，而是勇于做文化的担当者和传承者。进入现代以来，现代中国书画和西方世界艺术趣味的冲突日益加大，在全球化西化一体化的文化偏见中，东方境界正在被不断贬抑和自我轻视，进而在当代生活中与西方流行文化相比似乎无足轻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书画变成了专家书家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一种艰辛努力，以及诸多退休老人安度晚年的夕阳红的一道余光。这两个极端使得书法艺术的大部分的文化精神失传和落空，东方书画文化在当代文化转型中遭遇到价值判断加速失落的进程。在此，思想的自觉显得尤其重要，就是强调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面前保持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在传统书法面前保持一种创新的态度。
文化性自始至终都同技法密不可分，没有单纯的技法，正所谓技近乎道，道就是文化性。文化性与技法性是互重的，它们是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因此，作为一种理论诉求，“文化书法”要求书写者具有相当的文化积淀，对经史子集的领会等达到很高的水平。在书法技法上，文化书法强调传统的基础性，注重在书写字体中既有传统功夫，又有适当的现代的视觉冲击力。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的提出，在当代书坛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王岳川：“文化书法”的提出是我对中国当代书法流派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即在多元书法中寻找一种共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文化要素，这就是书法的中国身份性问题。这是就国际而言。就国内而言，“文化书法”的提出则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传承性。
西方文化如今占主潮地位，中国文化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使得中国文化所连带的艺术文化也被边缘化。可以看到，音乐上，西方音乐逐迫或是压制了民乐的发展；绘画上，因其是一种国际性视觉艺术而使得中国画不断与时俱进；文学上，西方文学大师辈出，而中国文学家缺乏人类性眼光显得非常自卑，一批中青年作家不断跟着西方走而最终丧失自我的主体性；影视上，因电影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电影在长期跟潮之后正在学会去如何表现中国形象。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唯一保持中国文化特色和原貌和本原性的艺术是中国书法。在这个意义上，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在世界的全盘西化的文化病态和价值虚无中，东方的“文化书法”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为了群体和睦、人类和谐、世界和平而站出来。
由于西方的现代性改写了中国的文化身份，重塑了中国的艺术景观，在现代性影响下，当代书法分成了零星的风格或流派，而大多数书法流派都是跟着西方走，在现代性这一点上，中国比韩国、日本走得更加偏激，在质疑传统、拥抱形式中，中国传统资源大量流失。在全盘西化背景下，书法界就出现了一种文化偏执状态——书法无文化或书法反文化，书法不再审美，书法反审美。当书法走到这一步时，公众开始拒绝书法家，甚至拒绝书法。书法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从过去的考举人考进士考状元的重要考试敲门砖退回到文人雅玩，又退回到几个人的小圈子书法——书法广阔的社会基础正在消失，中国书法的文化共识正在破裂。在中断了传统消失了文化之后，书法应该是什么形态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深入思考后我尝试着提出一种侧重传统、侧重文化、侧重精神的“文化书法”。“文化书法”是对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强调书法对传统、精神、价值的紧密关系，使得中国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内涵。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注重书法内在的文化元素，対当下书坛只注重形式和技巧有何启示？

王岳川：当代书坛受西方思潮和商业思潮的影响，有偏重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倾向，在文化上有些偏弱。在此语境中，提出“文化书法”意在突显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内涵, 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 使书法成为文化的审美呈现，文化与书法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是超越技法之上的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这一点对当代书法的启示在于，让书法重新思考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书法”有其相应的内容和形式，有它的审美的风尚和基本的风格要求。这种风尚和风格又是在文化、经典中提升、提炼出来的。“文化书法”写的所有内容，严格上说都要求是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史、子、集的内容。“文化书法”旗帜鲜明地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字的正误，强调对古文字的严格要求和书体的严谨把握。二是要求多写经、史、子部的内容。不能仅仅写集部中那些耳熟能详的诗词，而尽可能写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经在内的中国文化经典中的好的警言佳句，用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去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三是贯穿中庸之精神。书法的阴阳节奏、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蕴含了显明的中庸之道。很多人还抱残守缺地认为中庸不重要，这是对国学完全误读的结果。四是诗词的平仄、格律、音韵问题。我每次看书法家写字，尤其是写自作诗的时候，大多平仄有问题，很多人没有过这一关，缺乏基本的文化训练。当然，能写自作的诗词已经相当不错，因为创作自作诗文在全国的书法创作展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五，但不能满足于此，而要精益求精，要更上一层楼。
书法的形式技法有难度但好解决，而内容精神方面的提升却很难，需要不断地修为才能得到提升。在我看来，“文化书法”对当代的启示在于纠正时尚书法的书法唯技术主义、唯美术主义、唯视觉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市场主义，重新找到书法的文化地基和精神内涵。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在东方文化圈具有怎样的认识和影响？

王岳川：就书法的国际地位而言，中国书法现在的国际地位值得关注，中国书法在众多的书法国中被“边缘化”。韩国、日本、新加坡已经质疑当代中国书法的水准和价值。新加坡在1988年就成立了国际书法家协会，中国只是会员国而不是原创国。而韩国人认为，中国书法在10年之后因其对传统整体疏离而逊于韩国。日本人到现在都认为在面对西方时只有日本的现代书法得到西方认同，比如手岛右卿的《崩坏》，认为中国书法手札在重视展厅的视觉冲击力的当代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中国书法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在国内自己做，现在，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忘了这个东方的老大哥。
尽管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去中国化”——不写汉字，不写书法，甚至将书法西化美术化，这种西化思维加剧了中国文化边缘化的状态。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家的和平崛起，世界将会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未来的中国的汉字和汉字书法将有重大发展，并将逐渐成为全世界人民接收和欣赏东方抽象艺术和文化的解读密码。“文化书法”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一份文化备忘录。
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书法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文化书法”关系到中国文化形象，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不断拓展成为世界性的艺术。“文化书法”有远大的书法形象塑造的抱负，就是用中国刚健清新的生命线条去修改整个人类的视觉欣赏方式。西方的艺术欣赏方式曾深深影响了东方，那么在新世纪，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主的东方书法也应该去修改人类的欣赏方式。强调在大国崛起而国家强调“文化软实力”的时刻，应该进一步坚持书法文化创新而推出“文化书法”。
《书画世界》：书法主要表现什么？文化是否是它的根基和生存的土壤?

王岳川：书法表现的大抵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书家自己想传达的意味，另一方面，是时代的基本动向在书法中的具体体现。前者，“技法”的成分多一些，后者，“文化”的元素大一些。“文化书法”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注重创作中多些孔老孟庄的内容，籍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审美编码，从而实现书法对人的塑灵性。书法具有精神“内在性”，它和人的内在情感相关。人的情感很多，七情六欲之类。书法犹如人的宗教情绪、哲学情绪、形而上学情感，是人的一种正面的情感、向上升华的情感，还有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情感。可以看到，古代书法大部分都是信札。王羲之、王献之很多的书法作品，包括《兰亭序》，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产生的。在古人那里，书法完全是一种自然、无为而天然修成的。可是，今天在西方的拜金主义导引下，人们有太多的功利目的，为了外在的东西而抛弃了内在的情感，使得书法日益背离了书法的本质，变得越来越不像东方文化的标志性书法。
当书法具有精神性传达功能的时候，它传达的是中国式的儒、道、释精神——中国思想名言警句的思想训导、个体修养、生命修为、人生励志等功能，已然超越了艺术性而作用于人的意志和精神，甚至关涉到人们对生死的本体看法。可以说，书法渗入进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国家的大型建筑题名还是民居庭院内饰，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大型集会或节日庆典，甚至山水园林、亭台楼阁等各式建筑都离不开书法提升其文化品位，书法进入了中国文化的神经单元，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写一个请帖都离不开书法。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的目标是否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对书法创作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王岳川：书法和文化是彼此相关的，二者具有互动性和互通性。在我看来，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东方书法绝非写字，而是通过线条的运动表现出一种心灵的修复，重塑生命的心电图，其意义绝不能小看和自我轻贱。中国书法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书法仍处于“个体户”时代。中国的一些书法家最热心的是个人一平方尺卖多少钱，而我在韩国、日本却很少看到这种现象，他们的书法家把精力用在培养成千上万的学生上，主要收入来自于学费和学生的感恩。这样一来，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新人不断涌现。中国似乎是竭泽而渔的方式，一些书法家的字越卖越贵，越卖越少，最后变成孤芳自赏，这种“书法个体户”的做法对大国文化崛起非常危险。
文化书法强调书品与人品紧密相关。文化书法强调德（道）与艺的统一，这是艺术的至善境界。那些反道、违道、失道的书法可以一时，但绝不可能一世。如果一创作就利欲熏心地要拿到什么黄金白银，那出发点就彻底错了。书法创作，就是要在淡淡的心境下，朗朗的氛围中，幽幽的书香里，感受心性的郁勃之气，感受一种生命的诗意气氛。谁也不敢写一些国骂的或乌七八糟的书法作品送人，这意味着书法除了形式之外，肯定还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书法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标志着东方文化的身份。书法是文化的，不仅指文化是书法的指纹，也是书法的深度的保证。文化书法不想成为西方二流艺术的模仿，也不认可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尚成为人类唯一的欣赏方式的看法和做法，而是要重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组合之后而生成的一种新书法。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对当代大学书法教育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王岳川：对大学书法教育而言，强调文化对书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强调“文化书法”的精神追求。大学的文化书法强调书写的同时注重书写背后的文化“专业”性——注重“功夫在诗外”的更高的文化精神。在坚持书法笔墨趣味的同时，坚持书法本体的价值和标准。在今天这样一个书家们纷纷放弃书写内容难度，而以“市场”和“卖点”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时代，坚持“文化书法”的文化性并非没有意义。
我强调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的同时，加强书法文化学术性的研修提升。因为，大学是大师汇聚之地，是思想和艺术传承之所。大学书法强调将中国文化精神通过书法高等教育传承下去，以影响莘莘学子的文化精神编码。“文化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那种仅仅张扬个性的奇思怪想的所谓反美学书法，违背了书法的文化精神。高校书法专业的博士、硕士，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会成为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最具可能性的双语精英，推出和传播中国文化。“文化书法”的本质意义在于传达时代的思想库——大学对汉文字的审美书写和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传承。

《书画世界》：“文化书法”在书法热的今天，将越来越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岳川：中国书法向世界显示其魅力，应注重生态文化理论的普世性，说明书法是健康的绿色精神生态——以一支毛笔在洁白宣纸上书写，在黑白二色的徒手线书写中，从而感受妙造生命之魅力。同时，强调书法不是挣钱的手段，书法是以人生渐进提升为其目的。只有这样才是把握住了中国书法文化的脉络。书法是艺术更是文化，文化是书法的根本和地基，这构成了“文化书法”的价值出发点。
我认为，当代书法过分的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的。“文化书法”的精神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文化书法”重视个体生命时间意识中无所依傍的行云流水之美，重视蕴含深厚传统的文化修养对人与艺的双重提升，重视个性人格精神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从而使“文化书法”在当代具有创新的文化潜力和生命魅力。“文化书法”强调在书写中融入自身生命对文化的理解，在书写中展现强烈的自我人格精神投注。书法因此成为涵养情性的一种重要方式。简淡流美的书风带来的是新的生命境界，不滞于物的人生才是破除消费主义迷障的绝好方式。“文化书法”的角色不是力挽狂澜，而只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微量元素，使书法朝生态审美精神迈进。

《书画世界》：大学书法教育，更注重培养什么培养的人才？

王岳川：大学书法更注重培养具有深厚文化修养和精湛艺术造诣的书法人才。“文化书法”坚持书法的文化特性，而非将其看成单纯的艺术现象。在古代，从来没有单纯的书法家，几乎所有著名书法家都是文化大家和大学者，如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赵孟頫等等。而且在20世纪，许多大书法家也都是文化大家、大学问家，比如沈尹默、林散之、季羡林、文怀沙、启功、欧阳中石等。所以，“学者书法”和“文人书法”就成为“文化书法”的主体性体现，也成为大学培养书法人才的终极目标。大学书法吸取了民间资本、文人资本、传统资本、西方资本尔后通过心性价值转换，从而具有国际文化艺术大视野，成为一种高妙的“维度”。今天的高等院校，不管是美术院校、综合性大学还是师范院校，都在大力培养美术和书法方面的硕士、博士人才。过去散兵游勇的个体户书法家时代将过去，高校培养出来的正规“军”将走向西方，阐释中国书画的微言大义。

《书画世界》：以北大为例，“文化书法”的实践是怎样展开的？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可以说接续了蔡元培先生之后中断了80年的北大书法教育传统，在北大正日益完善的文、理、艺三位一体的格局下，用书法将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这恰与梁启超的“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冯友兰的“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同气同道。
“文化书法”是北京大学书法教育的纲领，意在恢复传统中有生命力的经典仪式、生活方式和书法感受方式，强调北大文化资源和北大担当的文化任务。北大书法所的定位从来不是挣钱，也不是去追求天下名利，就是培养学生，培养书法的正气。北京大学重视“文化书法”的研究生高端教育，并将这一“书法新理念”推进到国际书法领域。
北大书法所竭力在书法教材、创作教学、书法理念、国际展出、高峰会议等多方面做得更好。第一，编写书法系列教材，今年要出第一辑7本。第二，强调创作教学的高质量。我们对书法研究生要求严格，强调完善充实的训练计划。第三，在书法理念上，强调文化、技法和精神境界的三重提升，如去年出版了《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书法精品集》第一辑10本，今年正在出第二辑10本。第四，北大书法所坚持做书法意义上的经典书法。“文化书法”特别强调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尤其强调“走近经典”。“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走近中国“书法经典”，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第五，强调国际性。过去5年，我们举办和参加了多次国际展和书法论坛，我们正在策划举办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书法国际展、中国与美国大学书法提名展等，推出我们的书法外交。
总之，“文化书法”就是要回到文化的根基处。北京大学书法所注重技法、理论、文化修养三者缺一不可，缺一个就不是文化书法。我们既要提倡技术的精湛，要扎扎实实地练习，也要提倡理论的精深，同时还要提倡对文化的修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舞蹈、音乐、绘画等都要有所涉猎有所爱好。但是，“文化书法”不是简单的拼接，不是大杂烩。“文化书法”需要我们投入巨大的心力和时间。像启功、饶宗颐先生那样，经过文化的熏陶和洗练的书法才是真正的“文化书法”。“文化书法”就是让书法家成为大家乃至大师，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美的不错的书家，这就是“文化书法”的目标。

约稿：陈新   责编：秦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