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姜宸英书法风格成因探寻
　　清代是中国书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清代起，书法渐成“帖学”与“碑学”二水分流的局面，导致了文人书法流派前所未有的大分化。所谓“帖学”，从师承的角度说，即以书札翰墨为学习典范，尤以晋人王派一系为楷模；从审美的角度说，以流美蕴藉为主要风格特征。从宋至明，帖派之风甚烈。清初，仍沿袭明代书风盛行帖学，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法，海内真迹搜访殆尽，玉牒金题，藏之秘阁。董其昌在明末，本已誉满江南，再经康熙帝的睿赏，声价日隆。当时朝殿考试、斋廷供奉，皆以董书为尚；文人士子，莫不以学董书为圭臬，著名的有查士标、沈荃、张照、笪重光、何焯、汪士鋐等。姜宸英的书法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形成的，所以他的书法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所谓的“本朝第一”，即是以董香光这把尺子来度量的，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姜宸英的书法是不能成之为冠冕的。其实，帖学到了明清，已经意蕴日薄，即使象姜宸英、查士标这样的卓异之才，也是难以挽狂澜之于既倒。与董香光相比，姜宸英的书法也少了那份空灵率意，多的只是技法的娴熟、气息的平和。
　　姜宸英的取法和师承也决定了他的书法风格取向。王潜刚在《清人书评》中说：“西溟书，初学米董，后学晋唐人诸帖。”⑤杨宾《大瓢偶笔》中也说：“姜西溟少时学米、董有名。”⑥在《六行轩姜帖》诸家的题跋中也有类似的论断，如王曰升曰“小楷二跋，胚胎《力命》、《宣示》诸表”，钱维乔曰“尤得力于晋唐大家痛埽圆熟一派，此卷楷法具体大令，行书规模率更”，“行书亦是从二王胚胎”等。当然，《六行轩姜帖》中有纪年的两幅作品，时间跨度仅为6年（1692年—1697年），相对于姜宸英72年的生命历程来说，只能说是十分短暂的一个阶段，从中并不能窥见他书法风格发展变化的清晰轨迹，但是这一阶段正是其书风的成熟时期，从此时的书风来看，也正好印证出各家的评论不是信口妄言。初步勾画一个学书的脉络，就是初学米董，上溯唐欧虞褚薛颜柳诸家，直追二王。姜宸英的小楷不乏魏晋高古之气，行草则既得董其昌之简静平和，又具米南宫之跌宕奇崛，更兼二王之风流萧散，从中不难窥见其法乳渊源。
　　姜宸英作为书法家的同时，还是一个造诣颇深的文学家、诗人。传统文化对他浸骨入髓的滋养，也决定了他在对艺术的继承上采取顺应的态度。姜宸英生于1628年，明亡时已16岁，基本上已经是成年了。作为明末遗民，一方面他肯为宁波同乡、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奇零草》作序，称“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⑦；另一方面，他又乐意为清廷效力，如果说他以布衣荐修明史并非出于自愿，或者说是出于挽救大明国史着想，那么他以七十高龄仍应科举，则不能不说明他已成为大清之“顺”民。作为一个在传统思想浸淫中的文人，面对异族统治采取如此态度，不能不说明他的性格中软弱屈从、顺波逐流的一面占据着上风。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他的书法追随时风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当然，姜宸英的思想中，同样也有着积极的一面，他常通过史论阐发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比如指陈科举、刑法的弊端，揭露明代为加强朝廷专制集权而设东厂、西厂、锦衣卫之害等，这些说明他还是力图有所作为的。但这些努力只是改良，他还没有摔碎旧事物、打破旧世界的识见和勇气。所以反映到他的书法中，他也在力求创新，但这种力量是十分微弱的，是在旧秩序下的创新，那也就必然是继承远远多于创新了。
　　姜宸英书法在用笔上也有其独到之处。清杨宾《大瓢偶笔》云：“姜西溟少时学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悬腕学晋人书。丁丑后，方听余言用大拇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余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考功之后一人哉！”⑧姜宸英学书也十分用功，其《湛园书论》中云：“古人仿书有临有摹。临可自出新意，故其流传与自运无别。摹必重规叠矩，虽得形似，已落旧本一层矣。然临者或至流荡杂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予于书非敢自谓成家，盖即摹以为学也。传与不传，殊非计也。”⑨由此可见其用功之勤。姜宸英还十分博学，诗文、书画、鉴赏无不精通。天分、博学、苦练，萃三者于一身，姜宸英的书法能够迥然出群，自在情理之中了。

四、从诸家题跋看姜宸英的历史地位
　　《六行轩姜帖》中，题跋的书家有9人，跋语16条。题跋最多的为王曰升，5条，其次为梁同书，3条。这些题跋中，除去考证、记事以及没有实质内容的外，重要的有以下数则：
　　余闻之梁山舟学士云：“湛园先生书，以临二王帖者为最，以其自出已意，不袭古人面貌也。”此册不独抚古精妙，即小楷二跋，胚胎《力命》、《宣示》诸表，严劲缜密，神采焕然，亦复罕有伦比，洵可宝贵。蔗园其珍藏之。
　　王曰升《临王羲之行书跋》
　　……此片纸，真吉光也。
　　梁同书《天愚先生诗稿序跋》
　　本朝书法，当以西溟先生为第一，以其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故可贵也。
　　此《谢天愚先生诗序》，虽为人捉刀，而楷法精严，光彩照目，今小崧学博为天愚先生六世孙，携以示余。夫吉光片羽，人所共珍，而况乎为述祖德哉？吾愿谢家子孙其永宝之，幸无徒结此笔墨缘耳。
　　吴锡麒《天愚先生诗稿序跋》
　　文稿三篇率意抄写，无求工而自工，盖书味在笔墨之外也，愈看愈不厌。本朝大书家，微先生，其谁与归？
　　梁同书《诗集序跋》
　　湛园先生文章不事修饰，有朴□之致，书法尤得力于晋唐大家痛埽圆熟一派。此卷楷法具体大令，行书规模率更，皆有一种清俊拔俗之气，令人神□，盖先生经意书也。
　　行书亦是从二王胚胎，盖唐人如欧虞褚薛颜柳诸家，无一不祖述羲献，唯不袭其貌，所以各自成家耳。
　　钱维乔《谢君墓志铭跋》
　　往予在京师同年朱竹君家遇钱公、箨石，两人都中号为博雅，□其评论本朝书法，箨石谓湛园先生书当于神仙中求之，不必与寻行数墨家较量工拙。予时亦不甚亦为然，迨后所阅墨迹颇多，重阅湛园先生真迹，乃知蚕头马尾，古人原有其说。箨石之言良不为过。
　　李昌昱《谢君墓志铭跋》
　　上述评论虽然不多，但是却反映出多方面丰富的信息，如“小楷二跋，胚胎《力命》、《宣示》诸表”，“尤得力于晋唐大家痛埽圆熟一派”，“此卷楷法具体大令，行书规模率更”，“行书亦是从二王胚胎”等，是关于姜宸英书法源流的评价；而“自出已意，不袭古人面貌”，“抚古精妙……严劲缜密，神采焕然”，“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楷法精严，光彩照目”，“率意抄写，无求工而自工，盖书味在笔墨之外也”，“皆有一种清新拔俗之气”等，则是关于姜宸英书法风格的评价。于此二者，前文多有论及，不多赘述。在此，笔者所想申述的是如何看待题跋中关于姜宸英书法历史地位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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