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轨初肇：论蔡邕的书法实践与理论
顾涛 

内容提要：蔡邕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的人物，他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两方面，都有卓越贡献。他领导并参与刊写第一部官方经学教科书和书法范本“熹平石经”，强烈反对设立鸿都门学，创立“飞白书”和传授笔法，提出了以物象论、性情论和势力论为核心的书法理论，这些都给当时和后世带来了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古代书法“典轨”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关键词：  蔡邕   书法实践   理论  典轨

　　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年少博学，曾师事大儒胡广，汉灵帝时为议郎，因上书评论朝纲阙失，被诬流放。董卓擅权时，被迫任侍御史，拜左中郎将。卓被诛后他亦被牵连，被王充所捕，死于狱中。蔡邕是东汉末年罕见的大学者，他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章，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书法理论或是在书法实践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古代书法“典轨”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一、第一部官方教科书和书法范本：刊写熹平石经
　　一般书法史著作中，都会提到蔡邕，对他的书法理论也多有评介，但对他的书法实践介绍的却不多，尤其是对他的一些与书法有关的重要活动，如刊写熹平石经、反对鸿都门学等大事往往语焉不详。然而，纵观古代书法史和文化史，他的这些活动却十分重大，影响深远，颇具借鉴和垂范意义。
　　让我们先介绍他与熹平石经的关系。
　　熹平石经的刊刻流行与汉代太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开始兴建太学。太学是为统治者培养人才，推行教化的重要场所。公元前124年，西汉为已设的五经博士配置五十弟子员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另外还有若干受业如弟子者。此后，随着儒学日益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太学的规模、人数与日俱增，规模有增无减。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在洛阳城南距皇宫8里的开阳门外重建太学。明帝时，据《后汉书•樊宏传》和《后汉书•儒林传》载：明帝常到太学“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 史书记载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三万多人。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导致经书谬误丛生。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皇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碑刻盛行，于是将其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参与者们对汉代通行的各种经学流派的经书文本进行参验比勘、择善而从，确定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多才多艺的蔡邕等书法名家笔蘸朱砂，用规范的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工程从熹平四年（175年）起至光和六年（183年）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社会上引起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其盛况可见一斑。
　　熹平石经设立后，很快成为经书的典范文本，改变了秦汉以来经书传播混乱的局面，为天下士人所取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的经学教科书。虽然在此前的周秦亦有刻石，但从它们的功用和影响来看，在当时都不具有此种意义。另外，这种刊刻石经的形式为后来的历代政府效仿，刊刻石经不绝于史，如相隔不久，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效仿当年蔡邕刊刻熹平石经之举，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和部分《左传》，以供士人取正。后来，唐代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直到清代《乾隆石经》都在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
　　从书法角度来看，由于当时没有便于流通的印刷品，加之经学的影响，《熹平石经》的书法在当时是最为流行的范本，如上所引“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后人对石经的书写者说法不一，今天已不能一一考证，比如有人认为大部分内容为蔡邕所书，“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 因石经毁缺严重，这种观点很难证实，但蔡邕亲自参与书写应为事实，其余亦应为当时名家高手，书法自然为一时之最。清孙承泽《庚子消夏录》云：“东汉书学，以中郎为最，而石经尤其得意之作，故当两汉之最。” 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熹平石经》中的《周易》石经残片，字体风格高雅，刚柔相济，堪与《曹全》媲美；其《春秋》残石，生动自然，变化多端，有《西峡颂》之风致。后来的各代石经，书法也足以垂范，如《正始石经》三体俱佳，其中篆书疏密相宜，爽利洒脱，可与秦篆相颉颃；《开成石经》书法俊朗，姿态秀美，法乳初唐大家；《南宋石经》结体整秀，有晋人法。这些石经书法各具一时之胜，它们作为优秀的书法范本与其他经典碑帖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蔡邕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二、“书画末艺观”的滥觞：反对鸿都门学
　　技艺之事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地位的，对它们的贬低似乎由来已久。人们一般认为《论语》中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是对技艺的贬低。它虽然承认技艺有一定的价值，有“可观者”，但终属“小道”，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相左，并且阻碍君子追求“大道”，所以有远大志向的君子不应把精力投入到这些“小道”上面。儒家的正统思想尊崇的是与经国治世相关联的经史之学，技艺何足道哉。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常常误解了这句话，在早期的儒家那里，“小道”并不是专指 “艺术”，更不是指“书画”，而主要指各种下层人所从事的技艺或技能，甚至包括稼、圃之事，因为，儒者是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而且儒家的“六艺” 是包括“书”的，“书”不能断言专指书法，但肯定包含与书写有关的学习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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