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望的生年及其《仿古山水册》
薛 翔

　　美术史研究对新安画家戴思望的关注显然是有所欠缺的，近乎权威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甚至都没有录入“戴思望”。相关资料由来甚少是其原因之一；徽学学者陈琪则认为因其“社会地位较低”（参见《徽州古戏台》）的缘故。
　　戴思望生于安徽休宁的隆阜镇；无功名，当为布衣；病死于“风疾”。他善鼓琴，能诗词，工书画，甚至还写过两本徽戏剧本《三剑客》和《岳阳楼》；一生好作行旅，往往游走于吴越之间，其早年的画作便有了“于淮阴旅次”（见《仿倪山水册》）、“客南湖”（见《江天春色图卷》）的纪录，可见其趣味及所为是颇为多样的。明人戴廷明等人编撰的《新安名族志》曾对休宁戴氏的血脉由来作了较为原始的记述。然而戴思望之生卒年，却一直处于失考的状态。
　　戴思望的传世作品也实属稀见，现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所能见的，亦只有四种：藏于重庆市图书馆的《江天春色图卷》， 癸丑年，即康熙十二年（1673）；重庆市博物馆的《浮云叠翠图轴》，庚申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天津艺术博物馆的《仿倪山水册》，庚申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据此本出版过《戴思望.项奎精品册》收录在《中国画珍本丛书》 ；浙江省博物馆的《山水扇面》无纪年。最近，天渡楼入藏了一本戴思望的《仿古山水册》，它对戴氏以至对新安画史的研究，可提供一定的依据。

　　《仿古山水册》为十二开，设色绫本，无纪年；长23公分，宽19公分。画面题识和铃印情况如下：
　　一．“仿宋人山窗偶语法。思望”。印“山云”、“水月”。
　　二．“北苑老人之大意。思望”。印“后云”。
　　三．“云烟飘渺荡晴空，点染江山几万重。自是南宫多逸兴，濡毫移写有天中。思望”。印“臣   ”。
　　四．无款识。印“参子”。
　　五． “仿云林，写生于吟香山房。思望　”。印“仿古”。
　　六．“仿梅岑溪桥远眺。思望”。印“仿古”。
　　七．“寄语休独坐，好来约伴煮春茗。思望”。印“甲午生”
　　八．“水绿山青不易逢，莫教行色便匆匆。到来柳绿桃红处，仿佛今朝图画中。思望”。印“参子 ”。
　　九．“我记同舟游木渎，前番春梦尚堪论。思望”。印“臣 ”
　　十． “秋水渔舟当自流。思望”。印“戴亮。
　　十一。“仿元人雁归图，思望”。印“六恙具”、“二难並”。
　　十二．“第仗闲眺听，沙溪一盘桓。思望”。印“戴　之印”，另有一朱文印，文莫辩。
　　《仿古山水册》印证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戴思望“画山水宗法元人，峰峦林壑，精疏跌宕”；意趣多样而心性随和；不经意的点染又总是文心所动，诗情所运；在境貌荒寒的草木湖山中，流注盎然的人文生机，是一派平民化艺人的身性气息。难怪古之有评者论之 ：“秀逸高韵，每成一艺，辄自矜为稀世之宝。” 戴氏所传授的， 正是一种主动的、独立的、自足的、自洁的、 向上的、理想者的人格精神；又恰恰是对十世纪新安绘画美学的又一种丰富与解说。
　　 《仿古山水册》还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技术性参数。画册第七开，铃有朱文小印“甲午生 ”，这为考证戴氏的生年提供了第一手的确凿依据。这个“甲午”，当为顺治十一年，即康熙的生年１６５４年。这一年，程邃48岁；弘仁４５岁；查士标４０岁；梅清３１岁。正当是新安画坛才人济济，蒸蒸日上的时季。
　　《仿古山水册》上所留下的其它印记“参子”、“研斋”、“戴亮”、“戴   ”，又为我们了解戴氏在其生活过程中演绎出的更多的名号提供了依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只记录到戴氏的用字“怀古”）。而“六恙生”、“二难並”这样的闲印，其内容又隐喻了画家怎样的人生及其历险故事呢。
　　从“甲午生”这一坐标线索出发，我们重新审视戴氏２０岁（１６７３年）所作的《江天春色图卷》及27岁（1680年）所作的《仿倪山水册》，不难看出作者早年作品所具有的相当成熟的“传移模写”的功夫；这在人文沉淀深重的新安，当不以为意外的。戴氏自己也说：“云林《八景画册》向藏吾家，乱后失之。偶法其意，依稀而已”（《仿倪山水册》题记）。在这样的家庭及社会人文背景下，一位聪颖善学的青年具有如此的能力与成绩，又何怪之有呢。
　　相比之下，天渡楼所藏之《仿古山水册》，则更多流露出种种同源于新安画派前辈诸大家的风情神韵；释放出种种操控自若、游刃有余的老到与坦然；而其题识书迹，更是突显了一份不居规格的散漫、若愚之志趣。以笔者有限的阅历斗胆度测：《仿古山水册》更有理由被断论为戴思望中年后的，具有浓郁新安风气的移情漫性之力作；而戴思望则更是新安画史上无可忽略的有机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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