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秦汉以来瘦硬劲挺的精神面貌。戴庭栻在《题傅道翁侨梓画册》中说：
　　先生少年笃好书画，古今图籍，莫不博览，得其用笔之妙，兴之所到，聊一为之，纯以己意，不类前人。
　　看到了傅山在前人基础上的个人独创成分。经过长期的实践，傅山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面貌：“纯以己意，不类前人”。并由于认识上的不断成熟和转变，展开对流行书风的猛烈批评。

　　2、“四宁四毋”反奴性思想的提出
　　由于种种原因，书法发展到明代中期，已经面临严重的困境，“馆阁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书学的发展。虽然祝允明等将书法向前作了有力的推进，成为明末清初个性化的先导，但由于观念的禁锢，在明朝中期以来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仍是继续晋唐以来的书法传统，其中尤以赵孟頫、董其昌的书风更为典型，秀逸巧媚有余而雄强刚健不足，同时以复古为宗旨的创作观念更是压抑了个性的挥发，陈陈相因，积久形成了严重的流弊。所以傅山才说：
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派，盖自兰亭稍变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也。
　　（《霜红龛集?家训》）
　　认识到这是“与时高下，亦关气运”的原因，不能责怪到哪一个人身上。但赵、董二人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晋自晋，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暧暧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家室之好。
　　对于董其昌的书学取向取明确反对的态度，但傅山对于董其昌本人在书法上创造的个人风格则颇为欣赏，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记录了傅山对董其昌的看法：
　　尝见其论书一帖云：老董只是一个秀字。知先生于书未尝不负，特不欲以自名耳。
　　对董其昌“秀逸”书法风格表示赞赏。而针对流俗的造作、盲从，毫无自家主张的社会风气，傅山则不遗余力大力抨击：
　　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                                    
　　（《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
　　即使对于具有重大革新精神的王铎也不放过。而对于王铎晚年彻底摆脱造作的习气，则持首肯的态度：
　　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
　　（《霜红龛集》）
　　通过对王铎书法的看法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书学准则。
　　书法的精神气象如何，固然与精湛的艺术造诣有关，但根本仍在于书法家本人的精神境界、道德操守和知识素养。傅山认为只有象颜真卿那样做人，无奴俗之气，才能有书法的真精神和内在灵魂：
　　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
　　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                  （《题昌谷堂字》）
　　作书先作人，人奇字自古。
　　未习鲁公帖，先观鲁公书。
　　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                  （《作字示儿孙》）
　　如果没有颜真卿那样的人品和精神操守，也就不可能有颜真卿那样的书法境界。傅山在七十二岁《书神宗御书后》中对造成董其昌等人书法不足的深层原因作了剖析，他说：
　　当时以书法噪于缙绅者，莫过南董北米，董则清媚……所以董谓赵孟頫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以若见解，仰视神宗兹制，不违咫尺，有汗流浃背已耳。有君无臣，岂笔墨间亦有然耶！　       （《霜红龛集》十四卷）
　　认为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的形成与本人的思想情感乃至人格、人品有重大的关系。正是因为他们二人的有君而无臣，所以作书拘束，不能自我做主才造成了赵孟頫、董其昌赵、董的这一书法风貌。赵孟頫、董其昌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之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耳。（《杂记三》）
　　强调书法创作要“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尊重自我，不要受陈规戒律的束缚。
　　基于书法创作要尊重自我的书学认识，傅山根据自己的书法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四宁四毋”的观点，抨击既成的书法流弊：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回既倒之狂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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