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文勋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受苏轼之请为《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碑篆额。《苏轼文集》卷五十八《朱行中十首》之一记此事云：“少事不当上烦，东筦资福长老祖堂者，建五百罗汉阁，极宏丽，营之十年，今成矣。某近为作记，公必见之矣，途中为告，文安国篆得阁额，甚妙，今封付去人。”惜文勋篆额今已不存。

　　文勋与黄庭坚的交往可能始于元祐间，二人同游于苏轼之门，相识是自然的事。《山谷内集诗注》卷十八有《次韵文安国纪梦》诗一首，此诗亦见于苏辙《栾城后集》卷一，题作《次韵姚道人》。诗云：“道人偶许俗人知，法喜非妻解养儿。夜久金茎添沆瀣，室虚壁月映琉璃。远来醉侠怱怱去，近出诗仙句句奇。独怪区区践绳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任渊不暇考正，编入崇宁二年。孔凡礼《苏辙年谱》卷十七（第524页）编入元祐八年。按：姚道人即姚安世，自号丹元子。明·王鏊《姑苏志》卷三十一“宁极斋”云：“在饮马桥，郡人方士姚安世所居。安世能诗文，亦辩博，自号丹元子。元祐末往来京师，与王定国游，自言目接上清诸仙，苏子瞻一见奇之，以为异人，又称其诗有谪仙风采。” 《栾城后集》卷一《次韵姚道人二首》有“才如凌云松，岂受尺寸量”和“远游居临安，间出从诸王” 句，这些均可与诗意相发明。此诗当为苏辙所作。山谷集中《次韵文安国纪梦》当是另一首，惜已不存。

　　山谷与文勋相知甚深，文勋殁后，山谷作《文勋真赞》云：“荣如辱如，谁丧谁得。萃如嗟如，不见声色。为吏不残，去其败群。好贤喜士，黾勉而勤。子克家（指能治理家族事务，继承父祖事业），吾税驾（犹解驾、停车，休息或归宿）。舍几而寝，漠然即化。眉目在图，慰尔时思。蔼然粹温，似无恙时。”[⑧]又有《文安国挽词二首》：“七闽家举子，百粤海还珠。往日推忠厚，穷年领转输。一床遗杖屦，万事委锱铢。岂有苍茫恨，归巢未拮据。  平生翰墨学，空走使臣车。瞿令能仓史，归公好古书。秦山刊日月，周鼓颂畋渔。不见龙蛇笔，新干研滴蜍。”[⑨]山谷对文勋的推崇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为官之道，二是翰墨之学。山谷称许文勋“为吏不残，去其败群。好贤喜士，黾勉而勤”，并以“七闽家举子，百粤海还珠”的典故称许文勋在福建和广东的治绩，“子克家”透露了文勋对舅家风范的继承。今存山西永济的《伯夷叔齐庙记碑》，见证了山谷与文勋合作书碑的史实，山谷撰并书，文勋篆额。《伯夷叔齐庙记》见载于山谷文集，作于元祐六年（1091）。是碑全以褚法为之，不类山谷一贯作风，故有人怀疑为伪。但山谷曾书《伯夷叔齐庙记》和文勋篆额之事，却信而有征。

三、文勋的篆书成就

　　文勋以篆书擅名，但艺不止此。善论难剧谈，并工画山水，具见于画史。文勋篆书与当朝陈晞、章友直齐名。就个体风格而言，李之仪谓其篆字“方严劲正，未尝妄下一笔”堪为月旦之评。根据丁谓《玉册文》记载，南岳镇南门有篆书“南岳”二字，转运判官文勋篆，时人以“雄伟劲净”评之。

　　小篆自李斯、李阳冰后，登峰造极，后人鲜能超越。原因有二。其一，时代压之，不能高古；其二，学不纯师，隶意不除。文勋的特出之处在于能度越斯、冰，直取周秦。苏轼《文勋篆赞》云：“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冢鲁壁，周鼓秦山。”[⑩]这与山谷的“秦山刊日月，周鼓颂畋渔”的赞誉同一机杼。

　　以隶为篆，乃俗子所为，自可不论。斯、冰之后，篆书发展出现了另外一个误区，即以间架为主，忽视用笔。文勋也未能免俗。苏轼《跋文勋扇画》云：“旧闻吴道子画《西方变相》，观者如堵，道子作佛圆光，风落电转，一挥而成。尝疑其不然。今观安国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传者之不谬。”[11]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章友直。张邦基《章伯益作篆图》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师翰林院篆字，待诏数人闻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来见之。云：“闻先生之艺久矣，愿见笔法，以为模式。”伯益命粘纸各数张，作二图。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纵横各作十九画，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圆圈，成一射帖。其笔之粗细间架疏密无毫发之失。诸人见之大惊，叹服再拜而去。[12]

　　以篆笔画格的深厚功力固然使人称叹，但这可称作“画篆”，已失“写篆”之本义。《书史会要》卷六引张征云：“昔人作篆如李丞相、李少监、徐骑省，皆写篆非画篆。是故用工至易，如神行乎中。至陈晞、章友直、文勋辈，荣豪泄墨，如圬如画，是故笔痴而无神。”黄庭坚《跋王鲁翁篆书》云：“今世作小篆者凡数家，大率以间架为主，李氏笔法几绝。”[13]黄庭坚这里主要针对章友直、陈晞、毕仲荀、文勋等而言，他们是北宋篆书的代表人物，其共同之失在于忽视用笔。

　　篆书用笔之所以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这与北宋中后期掀起的尚意书风有关。篆书与行草书一样，都被赋予了发抒性灵的时代要求。稍后登上书坛的陈留王寿卿和吴兴张有便应时代之潮而生。山谷《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云：“陈留有王寿卿，得阳冰笔意，非章友直、陈晞、毕仲荀、文勋所能管摄也。”[14]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五《杂记·张有篆字》：“吴兴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笔简古，得石皷遗法，出文勋、章友直之右。所作《复古编》，以正篆隶之本，识者嘉之。”《书史会要》卷六云：“近世吴兴张有，用写篆法，神明意用到昔人波澜。《复古编》出，而晞辈废矣。”文勋在风云激荡的北宋书坛虽然最终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但他对篆书探索的得失却记录了北宋书法发展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美术学博士、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批准号：06YR01）阶段性成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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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安徽省博物馆《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发掘报告》，刊于《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

[②]  程如峰《由文氏墓志的发现——看包拯与文彦博之交谊》，见“浊酒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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