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勋亲属能考知者尚有子文嘉谟。董逌《广川书跋》卷五《韩明府碑》记载：“往时文嘉谟作县楼，架勅书于昌乐，榜为敕书，蜀中县多作敕者。……嘉谟盖勋之子，勋有书名。不知㩽乃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误以为勅。可不戒哉。”又《王荆公文集》卷十八《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小序云：“皇祐三年（1051）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过怀宁县山谷乾元寺宿，与道人文锐、弟安国拥火游石牛洞，见李翶习之书，听泉久之，明日复游，乃刻习之后。”孔凡礼认为此处“安国”指文勋，实误。[③]此一“安国”乃王安国，王安石弟。

　　文勋篆盖的三方墓志前后时间跨度三十多年，这记录了他大半生的经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任地方官。嘉祐八年（1063），文勋的官职是“将仕郎守温州瑞安县令”，其后改知处州缙云县。韩维《南阳集》卷十七有《守温州瑞金县尉文勋可特授处州缙云县令》。熙宁元年（1068）前后，任“将仕郎守海州怀仁县令”，稍后曾布接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五：“曾布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熙宁九年（1076）春，文勋升迁还朝。元丰八年（1085）任湖州签判。宋·薛尚功《歴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三“右敦铭得于王炎公明家藏墨本，其器旧藏永兴军驻泊都监曹侁家。治平改元（1065）二月十五日，河南赵君章晦叔曾为释其字云：‘某作宝敦，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上一字不可读。后于元丰八年（1085）七月廿五日，湖签文安国于兴倅厅与燕文叔、于彦楚同观。文安国云是达字，达从辵，而此从走，疑古文辵与走通用，是为达字无疑矣。”元祐元年（1087），任“奉议郎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并“赐绯鱼袋”，后转太府寺丞。宋·邓椿《画继》卷四：“文勋，字安国。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按：文勋任“福建漕”乃在元祐八年（1093）正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哲宗元祐八年正月丁酉（十九日）”：“太府寺丞文勋为福建路转运判官。” 绍圣元年（1095），文勋篆《崔氏墓志》署云：“承议郎，充福建路转运判官，飞骑尉赐绯鱼袋文勋。” 宋·毛滂《东堂集》卷九《双石堂记》：“公乃为书告福建转运判官文勋安国曰：‘吾当以双石名吾堂，君有篆名，请为我书之。’今所谓双石堂也。（绍圣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福建通志》卷二十一《职官二》“福建转运司转运判官”：“秦定、黄思、文勋、黄诰俱绍圣间任。” 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又文勋除福建漕，陛对翌日，上问辅臣：‘记得有艺。’盖记其工篆学也。”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引嘉靖《广东通志》卷九:“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文勋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④]勋旋漕湖南，卒，山谷作挽词在崇宁二年（1103）。文勋来不及为卒于崇宁二年的包绶继室文氏篆墓志盖，可证其卒年下限必在本年。至于生年，已无法考知，当与苏轼年龄相仿。

二、文勋与苏、黄的交游

　　文勋一生虽然官位不显，但是书名颇高，一时名流如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与之均有交游。李之仪自称与之“游三十年”，并称其：“善论难，剧谈切中，尤得于樽俎间为多。尝谓其宿构预计不如是，必有脱略可指议处，然篆笔方严劲正，未尝妄下一笔。” [⑤]《姑溪居士后集》卷七有《比部文承制移竹赠初秀才尧民有诗因次其韵》诗一首，从末句“斯言愧安国”可知，文承制即文勋。米芾称“勋嗜古而癖” [⑥]；又《书史》记载“文勋有一轴黄麻篆，阳冰少时书也”，据此知二人可能有交往。文勋在任福建转运判官时曾为应邀为毛滂写“双石堂”。由于史料阙如，无法知道文勋与米芾、李之仪、毛滂等更为确切的交往情况，今就文勋与苏、黄的交谊略作钩稽。

　　苏轼与文勋的交游大致始于熙宁八年（1075），当时苏轼在密州。《苏轼文集》卷六十七《记阳关第四声》：“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文勋至密当为冬季事，本年十二月立春日，文勋与苏轼、乔叙（禹功）、赵庾（成伯）为会。苏轼有诗记其事，诗见《苏轼诗集》卷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63页）。此间，东坡有词《蝶恋花》，题注云：“又密州冬夜文安国席上作。” 词云：“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就冰生砚。” 可见二人交谊之笃。

　　宋代称县令为长官，文勋以一介县令，名闻于苏轼，可知此时已有篆名，乃有次年为苏轼摹刻秦篆之事。《苏轼文集》卷十二《刻秦篆记》云：“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出日，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1076），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正月七日甲子记。”文勋摹本《秦琅琊台刻石》，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今有拓本存世。

　　熙宁九年正月十三日，文勋升迁还朝，苏轼有词相赠。《东坡乐府》卷上《满江红》题注云：“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中有“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 语。此后十年间，文勋与苏轼往还密切，以致在元祐党争中受牵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哲宗元祐八年五月条引黄庆基云：“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攟摭，太学中事，凡所判状多不依学制，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补外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未合，故未敢进呈，其挟私怨而忘公义，乃至于此。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在正月十九日。”“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大致在元祐间二人同朝之时。元祐元年（1087）十二月十八日，文勋任昭庆军节度判官，为《大宋杭州惠因院贤首教藏记》碑篆额，当与苏轼荐引有关。杭州惠因院，天成二年（927）吴越王建。元丰年间，蒲宗孟镇钱唐，请晋永净源法师住持南山惠因道场，又施金立贤首华梵七祖之像，设帐而祠，并造经论疏，为一时盛事。是碑由章衡撰文、唐之问书丹，蒲宗孟立石、文勋篆额，今有拓本传世，文勋篆额残存四字。元祐八年（1093）年初，张敦礼为龟山长老奏“海照”之号，延请苏轼为书牌匾，轼屡写皆不佳。苏轼在《答龟山长老》第二简中叙及此事。并云：“非久待告文安国为作篆字也。”[⑦] 此乃文勋出为福建漕之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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