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傅抱石研究的几处勘误
万新华

内容提要：目前有关傅抱石早年经历的记载有若干谬误或模糊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为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之具体时间、经过；其二是关于《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是撰述还是翻译之问题。本文结合相关表述，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做适当的澄清。
关键词：傅抱石   留日时间   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   翻译

日前，笔者在从事 “傅抱石与近代中国美术史学”课题研究之时，查阅了相关资料、论文，从中发现有关文章对傅抱石（1904-1965）早年经历的表述中有几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不是十分关键，但窃以为，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严谨之作风，必须绝对尊重历史事实。有感于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其列出以为澄清。
据笔者查阅，有关错误或模糊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为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之具体时间、经过；其二是关于《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是撰述还是翻译之问题。

一  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之具体时间、经过
以往研究者一般认为，傅抱石曾得徐悲鸿（1895-1953）推荐而留学海外，有的还直接表述为“得徐氏之助赴日学习美术史”。虽然，事实大体不错，但表述相当模糊。这忽略了徐悲鸿为什么推荐傅抱石、到哪里留学、到底学什么等具体问题，而当前的相关论文对此大多含糊不清，甚至还与事实有所出入。
林木先生在《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一文中写道：“傅抱石尽管当时也在习画，但当时较为突出的是他的美术史论的研究。到1932年徐悲鸿在南昌见到傅抱石时，《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肯定给徐悲鸿以深刻的印象。这无疑是因徐悲鸿推荐而赴日留学的傅抱石选了美术史专业去学习的原因。”（1）此论就值得商榷。
首先，傅抱石结识徐悲鸿不在1932年，而是在1931年7月底，当时《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还没有正式出版，但徐悲鸿见到此书的手稿是有可能的。笔者认为，傅抱石拜访徐悲鸿的初衷，则是希望其绘画能得到时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的徐悲鸿的肯定、提携，而绝非出于求得徐氏对其美术史研究之认可。叶宗镐《傅抱石年谱》披露，傅抱石结识徐悲鸿于1931年7月30日，徐悲鸿至南昌考察，下榻江西省裕民银行大旅社。傅抱石经友人裕民银行行长廖兴仁、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傅抱石供职的学校）教务长廖季登叔侄引见，持作品前往拜访求教，得徐氏赏识，从此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2）后来，徐悲鸿致信时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兼参谋长的熊式辉（后任江西省主席），建议由江西省资送傅抱石赴法国留学。（3）法国是徐悲鸿当年留学的地方，现代艺术和雕塑艺术相当繁荣，徐悲鸿推荐傅抱石留学法国在一般情况下当不会是学习美术史，而更可能建议傅抱石去学习绘画或是其它艺术创作项目。
傅抱石第一次出国日本的目的到底又是如何呢？1932年9月，傅抱石在徐悲鸿的斡旋下，费劲周折，终于得到江西省政府资助，以“研究工艺、图案，改进景德镇陶瓷”之名义东渡日本。据《傅抱石年谱》记载，当年，傅抱石动身前往日本，是因为经费不足致使留学法国的计划无法实行，而不得已改赴日本留学的。（4）叶宗镐为傅抱石之女婿，其披露的材料应是有根有据的、也是相当可靠、可信的。由此，笔者断定，傅抱石的第一次赴日宗旨，更确切地说是考察日本工艺美术，尤其是陶瓷工艺。笔者读《傅抱石年谱》发现，从1932年9月底抵达日本始，到1933年6月中旬，傅抱石由于经费问题，不得不暂时回国，这期间，傅抱石并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求学的记录，尽管他后来出于个人需要选择研修美术史。
事实也是如此，1932年底，傅抱石初步撰写《日本工艺美术之几点报告》（5），对日本的工艺美术从历史、近现代设置与对欧交流等各方面进行考察，资料收集颇为详细。其目的在于向国内介绍、引进日本工艺美术的发展情报，以供国人参考，并促使当局注意。该文结尾，傅抱石述及了对景德镇陶瓷业发展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傅抱石赴日的最初目的。
另外，1935年3月，傅抱石完成《基本图案学》编译，后于1936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根据日本神奈川县立工业学校图案科主任金子清次原作翻译改写而成，系统介绍了关于图案的理论和技法，以作工艺设计的参考资料及职业学校教科书。而编译工作当在留日期间完成。又印证了“傅抱石考察日本工艺、图案”的推论。
关于这一点，叶宗镐《傅抱石年谱》也似乎有所强调，他在“记述1932年末条”时特别写道：“在日本，开始对日本美术的研究。经常到美术院校、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参观、学习、阅读，购买许多书籍画册。对日本美术的现状和发展，包括美术理论、美术教育、工艺美术，特别是陶瓷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初步研究。”（6）这段文字颇能补充说明。
其实，傅抱石对这段早年的留日经历也是承认的，他于1962年4月10日接受采访时说：“1932-1935年去日本学习图案，是为了江西瓷业需要，实际上我不喜欢图案，学了半年雕塑，后改学美术史。”（7）
当然，傅抱石在考察日本工艺美术的同时，出于自己的喜好，没有停止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1933年8月，傅抱石再次抵达日本，积极为投师于日本美学家、东方美术史权威金原省吾（1888-1958）做了前期的准备。（8）1934年3月25日，帝国美术学校考试成绩公布，傅抱石得到研究科入学许可；4月，傅抱石正式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科，从金原省吾攻研画论和东方美术史，从清水多嘉示学雕塑。（9）
另据《金原省吾日记》记载，3月30日，傅抱石拜见金原省吾，申请入研究科，其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画论，一是学雕塑。（10）对于雕塑，傅抱石似乎一直情有独钟，年轻时即已自学，曾作《着色男胸像》，作木雕《罗时慧女士像》等。对此，傅抱石曾自述 “我不是纯粹的木刻家，因为自幼小的时候，喜欢玩弄刀凿，后来曾费过长时期去学习木雕和篆刻，……对于这些生性爱好的东西，还是不时的接触。”（11）后来，他于1937年初编着完成《木刻的技法》，并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傅抱石年谱》又透露，1931年8月，傅抱石曾向徐悲鸿推荐民间雕塑艺人范振华，后范氏被徐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木雕教师。（12）据此种种，笔者推测，当时中央大学拟聘请一位雕塑教授，徐悲鸿当初推荐傅抱石留学法国，可能建议其学习雕塑，以便回国后担任雕塑教职。（13）如果当时傅抱石法国求学之路能成行的话，真不知后来是何种情况！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了解傅抱石的这段早年经历，也是有必要的。
关于傅抱石早年留学日本之具体安排之历史细节，陈传席先生在《吞吐宇宙的艺术——傅抱石研究》中也有所谈及。但陈氏忽略了1932年9月傅抱石的东渡日本，而直接述及1933年8月的第二次出国，而使人产生了其1933年首次出国的误解。（14）殊不知陈先生是有意忽视傅抱石1932年首次东赴日本的经历，还是没有了解其历史经过？而且，现在仍有研究者认定1933年为傅抱石第一次出国，而忽视了他1932年9月东渡日本之史实存在。譬如，石延平《散锋永恒 峥嵘常在》（15）就是这样叙述的。所以，就有必要再次提及并加以纠正，因为了解历史事实，对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附带纠正一个问题，郭平英《郭沫若与傅抱石：交相辉映诗画魂》（16）在对傅抱石《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进行评价时写道：“在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为傅抱石开列的研读书目中，有一部题为《自顾恺之至荆浩•支那山水画史》的专着，作者是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伊势专一郎。”这与史实不符，1933年12月傅抱石撰写论文时，还没有进帝国美术学校学习，根本谈不上研读书目的问题；再则，《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的写作与是否入校无关。
另外，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小问题，林木《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开篇写道：“1932年，傅抱石留学日本学习中国美术史，这使得傅抱石成为20世纪上半叶留学学习美术的留学生中惟一学习美术史的学者。”（17）此论又有失偏颇，正如前述，1932年傅抱石的出国可能仅出于考察日本陶瓷工艺之任务，而不是为了研修美术史——进修美术史是他到达日本后的选择。再者，傅抱石也不是20世纪前期唯一学习美术史的学者。早在傅抱石留日之前，滕固于1929年留学德国，攻读艺术史，求教于柏林国立博物馆东洋部长奥特•居迈尔教授、柏林大学美术史研究室主任阿尔贝托•布利格曼教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哈尔特•罗丹华尔特教授等，开始了唐宋时代绘画研究，并提出了他的学位论文《唐宋时代中国画论》，后来分三次连载于德文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1934年号、1935年号上。（18）1932年7月，滕固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确实引起不小的震动，同年9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2期刊发《滕固在普鲁士得美术史博士学位》报道，其中谓：“柏林大学考美术史考古学学位本甚谨严，彼邦学者少者五六年，多者十余年尚在候选，而滕博士竟以二三年之功获得之，且中国人得此学位者自滕博士始，实为国际无上之荣誉。”（19）

二  关于《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是撰述还是翻译之问题
《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原文发表于《文化建设》杂志的1935年10月号上，对深刻影响国民性的七个最重要的美学观念——天、老、无、明、中、隐、淡，逐一详细阐述、分析，并与中西绘画差异相印证，这种从中国审美的最深刻最本质的“国民性”出发，对传统“艺术思潮”的研究，可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专论。(20)
以往，研究者一直把这篇论文看作是傅抱石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王鲁湘《天风海雨啸抱石——傅抱石的绘画精神》（21）、许祖良《略论傅抱石的美术理论地位》（22）、谭红《由线至面的中国画图式革命——论傅抱石的山水画艺术》(23)、夏普《抱石皴纵论》（24）等无不如此，都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
而陈振濂先生在其著作中谈到此文时指出，以傅抱石当时的研究功力，他独立探讨这些落脚到美术但带有浓郁的哲学的、文化的抽象概念的内涵，恐怕还难以胜任。因此，他推测这篇论文可能是一篇以金原省吾的中国美术研究为核心的读书笔记式的文章，仅是金原省吾美学思想的再体现。（25）其实，陈氏的推测颇有道理。
据《傅抱石年谱》披露，此篇为金原省吾《东洋美术论》之第一章译文。(26)编者叶宗镐身为傅氏之女婿，是极有历史根据的。其实，《金原省吾日记》记述更为清楚，1935年9月20日：“抱石君给我寄来我的《东洋美术论》第一章译文在《文化建设》上刊载、《唐宋之绘画》再版的通知。”（27）这已在1994年的《中国画研究》之“傅抱石研究专集”中有所披露，但后来的学者们为什么还对它视而不见呢？其中暴露的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
的确，这个历史细节到现在才得以彻底公布，实在令人为之感叹。殊不知，当初傅抱石为何没有清楚注明，仅加上 “金原省吾氏之东洋美术论”的副标题；而到了1986年《傅抱石美术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初版时，可能由于编辑疏忽，在“金原省吾氏之东洋美术论”的副标题上还加了一个“读”字，（28）以致后人产生误解而大费精力为之研究一番。这其中的细枝末节，理应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
以上仅就当前傅抱石研究的几处疑点做了小小的说明，解释历史真实，以供人们参考。如有不妥，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林木：《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载傅抱石纪念馆编《其命唯新——傅抱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下简称《其命唯新》），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7月，页94。
至于傅抱石与徐悲鸿相识的时间，包立民《傅抱石与徐悲鸿》（《人物》2000年第10期）认为，两人最初相识于1930年7月中旬。另外，王震编《徐悲鸿文集》的年表中也表明傅、徐两人相识在1930年：1930年7月，赴南昌小游，参观八大山人曾主持的道院青云谱。识傅抱石（王震：《徐悲鸿年谱》，《徐悲鸿文集》，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页240）。根据多种著述，华天雪结合《傅抱石年谱》、《徐悲鸿年谱》的记载对傅、戌相识时间也提出了若干疑问（华天雪：《傅抱石与徐悲鸿相识的时间及经过——对《傅抱石年谱》、《徐悲鸿年谱》的一点疑问》，北京，《中国美术馆》2006年第4期，页88-89）。然而，考察根据徐悲鸿1931年所作《对泥人感言》叙述：“去年夏天，余游南昌……有所谓青云谱者，道院也。……廖先生体元，邀往游览，……越数日，余与廖君体元、廖君季登及傅君抱石，游水观音殿，过范君居，过访之。”（《徐悲鸿文集》，页43-44）综合考察，傅抱石与徐悲鸿相识的时间在1930年7月，是符合逻辑的。
叶宗镐：《傅抱石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页8。
《傅抱石年谱》，页9。
后来，傅抱石经过补充、修改，于1935年5月发表于《日本评论》第6卷第4期。
《傅抱石年谱》，页9。
李松：《最后摘的果子总更成熟些——访问傅抱石笔录》，《中国画研究》总第8期（傅抱石研究专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0月，页255。
《金原省吾日记》透露，“1934年3月26日，傅抱石致信金原省吾，要求从中川纪元学油画，从金原省吾学画论。……虽不会讲日本话，但是文章能阅读。他说他爱读我的文章，为了这个而来本校的。”“3月30日，傅抱石君来了。他申请入研究科。……他写道：‘前在敝国对先生极尽敬仰’……”（见傅益瑶：《永恒的友谊——记父亲与金原省原先生的亲情》，《中国画研究》总第8期，页313）。
《傅抱石年谱》，页16-17。
傅益瑶：《永恒的友谊——记父亲与金原省原先生的亲情》，《中国画研究》总第8期，页313。
傅抱石：《木刻的技法•自序》，收录于叶宗镐编：《傅抱石美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页135。
《傅抱石年谱》，页7-8。
2005年9月，笔者在江苏省美术馆某展览的开幕式上，就此问题请教叶宗镐先生，得到了他的证实：当初徐悲鸿推荐傅抱石留学法国，当是学雕塑的。某日，笔者在新华书店翻阅山谷编《艺术大师之路丛书•傅抱石》（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后发现，作者也是这样推论的，与笔者不谋而合。
陈传席：《吞吐宇宙的艺术——傅抱石研究》，《中国画研究》总第8期，页15。然而，陈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傅抱石》修订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中也没有对此做相关修正。
《其命唯新》，页279。
《其命唯新》，页187。其为郭平英《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的一个章节，并发表于《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6期。
林木：《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其命唯新》，页91。
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页219。
沈宁：《滕固艺术年表》，载《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页420-421。
《傅抱石美术文集》，页82-96。
见《中国画研究》总第8期，页105-108。
见江苏省美术馆主编：《世纪之交——美术回眸与展望》，郑州，文心出版社，1999年10月，页129。
见《其命唯新》，页195。
见《其命唯新》，页213。
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页269-329。
《傅抱石年谱》，页32。
傅益瑶：《永恒的友谊——记父亲与金原省原先生的亲情》，《中国画研究》总第8期，页322。
2006年3月，笔者持拙文求教于叶宗镐先生时，叶先生做了有关说明。他还说，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傅抱石美术文集》对傅抱石的这篇译文的标题做了改正。

2005年5月初稿
2007年6月修订

（作者系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