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庄（1913-1976）原名陈富癸，又名思进，有兰园、南原、十二树梅花书屋主人，下里巴人、石壶山民、阿九等号，晚年直称石壶。四川荣昌人，生于1913年癸丑。十五、六岁浪迹江湖，开始卖画糊口生涯。二十余岁于成都入聘四川军阀之幕，时齐白石、黄宾虹入川，得以相晤，切磋画艺，领受教益。后因营救张澜入狱三年。40年代，在荣昌组织帮会，常往返于重庆之间，参加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交接各层人士，阅历繁富。并筑兰园宅于荣昌东门外，明窗静几，读书作画。1949年底受地下党的委派赴成都策应和平解放，加入解放军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继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参加合川土地改革等等。1954年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定居成都，得以潜心研究绘事。基于生活，深入发掘，不断开拓新的画境。在60年代前数年向四川各大型画展皆有他较多佳作入选，为时所重。1963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十年浩劫，遭遇维艰，抄家批斗，病魔缠身，老妻气疯，儿子下放，困厄已极。而他概置度外，专情于笔墨，仍不断进入山区写生，研究中外美学名著，正在这艺术极不利时期勃发了艺术创造的活力。凡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无不精妙。正当他画艺进入巅峰，佳作涌现之际，因心脏病不治，于1976年丙辰逝世于成都，时年六十四岁。

一个勇于自行其道的画家
——怀念先父陈子庄
陈寿民
我的父亲陈子庄已作古三十年余，而今他的艺术早已名扬四海，他的名字已被载入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他是在中国黎明前的黑暗撒手人寰的，虽然他没有亲眼见到艺术的春天，但他临终前满怀信心地说：“我死后，我的画一定会光辉灿烂，那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评判家，最终证实了他超越时空的预见。红学家冯其庸为他题诗一首：“穷途潦倒老画师，胸中丘壑几人知。可怜一管生花笔，待到花开已太迟。”
当我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苦涩岁月，不免引起一些伤感。自古以来有很多先贤，他们在世时怀才不遇，终不得志不在少数。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主客观和历史背景的原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革命”十年里，父亲陈子庄也同其他画家一样，正经历着这场狂风暴雨。这一时期，也是父亲生命中最后七，八年间，我们家也难逃一劫，被“红卫兵”抄家后，父亲就成了“牛鬼蛇神”，并承受着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生活极为窘迫，常处于“无米煮”的困厄中，家里只有一张既用来吃饭又用于父亲画画的小木方桌。那时父亲作画的纸亦尚缺，常用一些包装纸和劣纸来画画，所以在他遗留下的作品中，小品较多，大幅作品较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难以置信的.然而，父亲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仍保持“贫贱不移”的精神，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对绘画的热情，仍然每日埋头作画，置一切而不顾。他说：“清苦不要紧，只要能画画。”在最后几年里，他创作出数以千计的精美山水，花鸟作品。在这不利于艺术的境遇中，他的创作欲却依然浓厚，他的思想和艺术得到升华，作品日趋成熟，画境更加深厚幽微。他笔下一幅幅质朴、率真、平淡无奇的作品，是他一生苦苦追求而来的精神产品。他以一个艺术家的勇气和顽强毅力，最终创作出美的画，能传诸于后世的画。他给民族文化增添了光彩，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在那艺术沉寂的年代，他提出“因景生意，因意立法”的口号，并身体力行的进行艰苦的探索。他根据不同的自然景物，产生不同的独特感受和见解，他说：“物我相触才出画境。”从他的大量作品中可看出，包括立意，构图，表现手法各异，幅幅皆有新意且趣味无穷，变化万千。他说：“绘画是精神世界的东西，要通过画大自然画自己，通过物质画精神。”父亲是崇尚艺术和热爱生活的人，在极不安定的年月里，他安贫若素，坚守自洁，仍乐在画中。他有诗云：“百年难得诗千首，画里青山便是家，莫愁明日无米煮，河东分我一杯霞。”他深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决不就此天亡，绘画艺术更不会被任何形式所取代。他悄无声息地走自己的艺术道路，从不为时风所动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绘画绝对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而且很多画家也违心的迎合了时政的需要。另有些画家处于某种私欲和个人目的，描绘了赶“时髦”的作品。然而，父亲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没有去迎合这一潮流，但这股风不久便过去。父亲仍然画一些艺术性强的作品，他偏把目光投向“下里巴人”普通老百姓的平凡生活，这是一个画家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画幅里的巴蜀山川、田园胜景、一坡一岸、农舍人家都是那样的情真意切，那样的鲜活。他笔下的山村绿阴翳翳，满山遍野的牛羊，农家人屋前屋后的鸡群在追逐和觅食，小河里鸭子在嬉戏，还有山村里的小孩背着书包喜气洋洋去上学等等。这些平凡动人的情景，都显示出农人和谐的丰裕生活，也充分反映一个画家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心境，讴歌了祖国山河的繁荣景象。然而，他画幅里的感人场景，可以说远远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反差之大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在画面中见不到一丝的苦涩和忧愁，也见不到一点俗气，更没有功名气。他平淡无奇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乏人问津，而识者寡。因此那时也没人去理会一个不被理解的穷画家。然而，父亲也因祸得福，有了一个近十年的创作期。他潜心研究绘事，不求闻达，他陶醉于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世界里。他说：“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物质的满足，只有精神得到满足，才是真正高级的快乐。”
一个有抱负的画家，他的思想境界和目光肯定要高出于一般画家，他决不是为画画而画画。他立足于国家、民族文化兴衰的高度来审视整个世界，他着眼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来仰望中国文化的前景。在极不利于从事艺术的历史背景下，父亲陈子庄仍登高望远并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从事绘画并不是为画画而画画，最终成为画匠，这在艺术上是没有前途的。必须要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民族文化长存不衰为前提，从事绘画才有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要以保护、继承、创造、发扬民族文化为最终目的，要时刻想着民族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境况，这样的画家在艺术上才有前途。”我们作画，其社会作用是牵引民族思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家方可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切不可好名贪利，把后人教坏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一读他的作品，限于篇幅只能略举一、二幅作品。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陈子庄作品选》，此画集里其中一幅山水册页《出牧》。当明眼人见到这幅作品时，立即就会被质朴淳厚的山村景物所吸引。这幅意境幽微深邃，落尽豪华见真淳的画面，构图简洁新颖，奇而朴实。画面右侧有两棵苍天柏树为主景，只见画家用中锋毫不经意的勾勒树主干及树丫，寥寥几笔如藤萝状的线条，流畅自如的粗细墨线，确有扛鼎之力。随即用浓墨点缀树叶，疏密大小墨点遥相呼应，溶为一体。平平点染，毫无著意而其意已足。大树下有一个神情活泼的天真少年，正赶着清晨刚出厩的牛群，而两只老牛正在奔跑，另一只牛犊企盼着母牛，在后追赶，似乎牛这一家子刚上路时正在嬉戏。一种喜悦神情展现在眼前，在那恬静幽美的山村晨岚里，仿佛地上杂草丛中昨夜的雨露还未散去，感觉很湿润。抬头遥望，能隐约见到雾朦朦的远山，使人感觉春天已经降临大地，真是犹如一首优美的晨曲。你能呼吸到山村美景散发出的清新空气，给观赏者一种久久的回味，引起很多遐想。这幅山水册页的“物象”造型精炼，传神而统一。这画幅里的田园诗般的胜景，表达了画家与劳动人民忧戚相通的美好愿望，以及豁达的审美情趣，更是画家心灵与大自然会心契合的结果。画幅中题云：“取景虽佳，而不能揉磨入细，便是粗材，揉磨之功在于思者幽深而定。”父亲陈子庄在艺术造型上，他总力求简约，概括以达到精炼，他惯于在平凡景物中发现美和创造美。他说：“其实画材遍地均有，在于发现而已，能发现不必去名山大川。要能在平凡中发现至精、至善、至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描绘物象精神在于内涵而不在于表象上，将它升华到更高的艺术领域，或者丰富了对象，使对象更美而不是更丑。”。。。。。。“我写山水虽属于农村山区小景，也是想写得很丰裕新颖些，到处都是绿阴翳翳，牲畜遍野，小孩都是喜气洋洋才好，我不喜欢画得枯率，穷头穷脑的使人见之难堪。”
父亲一生很勤奋，他善于吸取前人的精蕴，学习传统而又不受束缚羁绊，并大胆地开拓创新。他勤于观察生活，从大自然中吸取至精至美的营养。正如他所说：“我只是善学，吃的东西都消化了，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他论画时说：“我画花鸟从齐白石、吴昌硕入手，直追八大山人。山水学黄宾虹、石涛、方方壶。此外，尚取法于三代铜器、汉画像砖、汉唐壁画等。”父亲很仰慕画史上八位画家，元代：方方壶，明代：孙龙，清代：八大、石涛，近现代：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父亲在世时真切地说：“我时常在梦里都遇到这些先贤。我随时在想，如人生有来世，能够拜在他们门下做弟子也光荣。侍奉左右，为他们研磨、斟酒、端茶都是我的荣幸。”由此他自治一方“小字阿九”印章，有他的寓意。由于很崇敬这八个画家，再加上他就是九个，这就是小字阿九的含义，也是对自己艺术自信的体现。
在“文革”期间，我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我与父亲朝夕相处，随侍汤药左右，时常为他研磨、铺纸。他曾对我说到：“我给你留存一批山水、花鸟画，你要好好珍藏，如我死后，你可作为精神和经济两大财富，你们年轻会看到这一天的。”我当时听了父亲这一席话，并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是父亲给了我的财富与真挚的爱，也是他远大目光的体现。我当时更不理解父亲具有“儿童”般天趣的绘画作品，经过若干年后我才有些肤浅的认识。而当时四川很多画传统画的老画家也看不懂他的作品，更不说那些耳食之辈了，这就是“曲高和寡”的道理。灿烂之极复归平淡，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必然旨归，但要达到这种“文人画”的最高境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父亲在生活中观察事物很敏锐，入微到“物象”的肌肤里，不停留在物的表象，加之他学养深，有过人的天资且悟性又好，通过数十年勤奋努力学习，他已从传统里面走出来，也是从“法网”里面逃逸出来了。正如他说：“我的画常人看不懂，因为它是哲学。”一九八八年，“陈子庄遗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著名画家吴冠中看了父亲的作品后，动情地说：“陈子庄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的小品山水精彩极了，要用小品表现大自然是很困难的，但他做到了。”
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家里画一幅松鹰，他笔端的鹰画得很怪异，家里来了一位青年画者在侧观画。他画的鹰是从后面取象，但一般画家都是从正面或侧面取象。而他取象于鹰刚站立时，即转过头来一瞬间，其艺术表现手法与众不同，他的取象与造型很奇特，是画家观察物象入微以及独特感受的结果。父亲站立着边画边说到：“我画鹰是在画自己。”我听了他这句话，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不多时父亲笔下的鹰已跃然于纸上，他放下手中的笔，即问在身边的青年：“你对这幅画有什么看法?”这青年略沉思了一下，就直截了当地说：“陈老师，你画的鹰很夸张，形变得很怪，同漫画差不多，与其他画家画的鹰不一样，我看不太懂。”此时父亲听他讲完后便接着说到：“中国大写意画，不只是形似，更重要是求“神似”，要随势成趣，纯任自然，画面上要表现自己的独特审美观。要抒发自己对物象的独特感受、独特发现、独特见解，这才是自己的面目。画画不能画别人的画，要画自己的画，画心中的物象。”稍后他又说：“我的花鸟画不是随意画的，是有寓意的，我是在借物抒情，我是通过画鹰表现自己的人格，我把鹰比作英雄来画。我的画很多人都看不懂且不能理解，这也不奇怪，只能说这些人水平低嘛，未必要求人人都懂八大山人的画。”父亲当年讲的中国画的独特见解，事实正是这样，他的绘画艺术之所以能够于意趣、墨趣、天趣中追求一种简淡清奇，朴拙率真的艺术境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借助了一个“漫”与“夸”。然而，真正的艺术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且要经过历史不断的沉淀后，才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辉。
著名美学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朝闻在一九八六年《美术》第九期“继往开来”一文里说到：“陈子庄敢于从人们不屑一顾的题材着眼，别人不关心之处常常成为他的会心之处。从这里他画出了在平淡中见出优美的境界。这就形成了陈子庄艺术的独特风格。不论他是不是有意要超越前人的成就，他的成就至少不能被前人的成就所代替。陈子庄的艺术成就受了传统艺术的养育，他也从来不放松观赏西方艺术的机会。他的艺术成熟于六、七十年代，他的作品显示了不傍人门户的独特面貌。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前进、这就是对传统的继承。他的自然生命虽然已经结束，但他留下的作品却显示着中国画不会夭亡的生命力。”
《父亲陈子庄》一书，陈寿民编著，2006年已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介绍了陈子庄先生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和艺术，以及我与他在平凡生活中的点滴情景，此书的出版有助于热爱“子庄艺术”的爱好者，进一步增讲了解他的艺术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