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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石樵、十樵、雪山。明万历二十年(1592)生于河南孟津邑双槐里。他31岁中进士(1644),历任翰林院检讨、经筵侍从官、福建考试官、翰林院侍讲,右春坊古谕德、右庶子、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明末南明小朝廷朱由崧时授内阁次辅之职,顺治二年(1645),王铎降清,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顺治六年(1649)正月,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同年又晋少保品衔。王铎于顺治九年(1652)病世乡里,时年61岁,大清皇帝在王铎死后,追赠其为太保,谥文安,荫孙之奉为中书舍人并赐葬王铎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黑石关。 王铎的一生是为学勤奋的一生,为官清廉和不幸的一生,为书辉煌的一生。他从小刻苦读书,入仕后一心效忠朝廷。作为一位朝廷文官,他博学多才,在诗、书、画各领域艺绩卓著,是明末清初艺坛的杰出人物。 在中国的书法史上,能留下“好书数行”者真是屈指可数,正是这些大师们在各个时代登上书法艺术的至高点,开宗立派,创造了不朽的书法奇迹,推动着中国书法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王铎便是其中的杰出者之一。纵观中国书法史,曾经出现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等草书大家,这是一条承上启下的发展轨迹,明末清初的王铎以他超越古人的胆略和惊人魄力,构筑了明清时代草书的高峰。王铎对中国书法的贡献巨大,对后世书法的影响深远,作为一个伟大的书家是当之无愧的,后人论王铎曾有“小王(王铎)胜大王(王羲之)”、“神笔王铎”、“中兴之主”、“明以后书法的一座高峰”等评语称之。 王铎的楷书和隶书艺术(刘灿章) 王铎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代书法宗师,不仅是草书标榜书史,而且其楷书和隶书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就造就了一个“全能型”的书法大家。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评王铎“正书出自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放胸臆”。他的楷书不仅仅有此二人之意,而且融入颜柳之风范,我们从《拟山园帖》和《香柏帖》以及《琅华馆帖》中都可见其楷模。王铎的楷书以其端庄恭谨,运笔刚劲而凝重、峻利而含蕴,撇捺坚挺,笔法意趣富于严整之中,这是王铎融合钟、王、欧、柳、颜诸家之长的自家风神。他深得晋人的古朴天成,神形兼备,又有唐人之法度,奇趣横生,并显示出骨力洞达、奇崛生姿的妙境。 王铎的隶书存世不多,这说明他书隶时间较晚,多是他五十自化之后的作品,其中《隶书三潭诗卷》最为知名。这卷自作诗为他游历太行山的诗作。因其对太行的敬仰之意,乃在诗中和书法中表其情感。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他隶书的功底出自八分、《礼器》、《曹全》、《史晨》。他是一位天分很高的书法大师,不仅行草书功夫深厚,隶书出手亦不同凡响,一改前人习气,既典雅端庄又不失灵动之姿。在用笔上方圆并施,刚柔相济,藏锋多于露锋,含蓄中时见波磔露锋的飘逸笔韵;体势开张舒展,寓奇险于端庄之中;章法整饬、纵横有序,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新鲜感。他用笔大起大落,率性自得,在结字上奇崛雄健,淋漓痛快,在章法上突破前人的布局,纵横奔突。他改变了汉隶平稳的格局,吸收自化,形成了自己的面目,与他的楷书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豪放的王铎草书艺术(周俊杰) 王铎的草书法度颇为严谨,与徐渭和傅山的作品相比,王铎绝无乱石铺街似的章法和对传统笔法进行破坏的“过激”表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是:王铎行书以巨幅条屏形式创作为主,且主要成就在于此,而草书创作集中在长卷上,条屏草书创作一件也没有。我们所看到的王铎巨幅条屏草书全是出自临摹,并且全部是临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人及唐人的作品。这些临作与其草书长卷相比,显得更为狂放和随意,我本人也更喜爱这些作品,至少它们给我一个启示:临摹同样是创作。王铎所临晋唐人书,仅取其文字,有时连文字也不顾,或少字,或中间截取,随其心意;而章法则完全是王铎之法,完全打破了原有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一任感情的驱使,大有随心所欲之势,但却又“不逾矩”。他取的是晋唐之气韵,写得再狂,但一个“韵”字不可少,这是中国书法评论和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中国书法,无论写什么书体和风格,少了“韵”则流俗,则不入格,则被视为“野狐禅”。王铎之聪明正在于此。所以,当有人批评他的书法恣肆狂放时,他在一篇题跋中发出了“不服,不服,不服!”这既高亢又颇有几分怆然的抗拒之声。他的长卷草书,则与所临风格有较大的差距,过份讲究法度中少了些激情,虽佳,却似与其所临长轴相比稍有逊色。但他无论怎么写,都是书史上又一座高峰,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故有人说“后王(即王铎)胜前王(即王羲之)”也并非没有道理。
王铎书法的人文价值(李强) 20年前,河南书坛掀起了一股“王铎热”。令人奇怪的是,它是由日本“王铎书法显彰会”发起的。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强劲时期,日本著名书法家村上三岛重金收购了大量的王铎书法作品,并成立了“王铎书法显彰会”。他本人身体力行......(更多文字和图片资料,请与《书画世界》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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